[元首]欧洲崛起之历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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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至十九世纪的世界是欧洲的世界。欧洲国家利用它们在政治、经济、军事、技术上的优势地位统治着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它们崛起的历史根源是深刻的，其中包括政治分裂、宗教改革、技术创新、军事进步和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些又与欧洲特殊的地形和多样的民族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欧洲成为世界主宰的原因。

17世纪工业革命以来，欧洲在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从此称雄于世界，成为世界的中心，直至一战前才逐渐落后于美国。研究当时欧洲社会的各种现象，我们不难得出欧洲有资格称霸世界的结论。但若探究近代初期欧洲的历史，那将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欧洲主宰世界的必然性。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公元1500年前后世界文明中心处于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虽然当时欧洲称得上最重要的文化权力中心之一，但毫无迹象表明欧洲有朝一日登峰造极。然而欧洲的崛起的确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的。不管是地理特点还技术创新，是多样的民族还是宗教上的变革，是军事的飞速进步，还是得天独厚的贸易发展环境，各个原因都无一不与政治分裂有着密切的联系。政治上的分裂局面成为促使欧洲强盛的关键所在。



（一）

欧洲在政治上总是四分五裂，这种分裂不是一种偶然的或短暂的事态，与中国在一个帝国解体之后和下一个朝代重新掌握中央集权之前所出现的短期分裂不同。为了控制整个欧洲，罗马曾经做过最大的努力，但无法征服莱茵河和多瑙河以北更北更远的地方；在罗马陷落后的一千年中，主要政权单位一直很小，并且是地方性的。欧洲偶尔出现的权力集中，如西方的查理帝国和东方的基辅罗斯公国，都不过是短时的；结果都以统治者更迭、内部叛乱或外敌入侵而告终。

政治多样化主要归因于地理特点。欧洲是由许多半岛组成的一个大半岛，它最大的地理特征是地形支离破碎，以致于不同地区在历史、气候和特产等方面有显著不同。除了在与亚洲接壤的地方有广袤的平原外，欧洲其它地方没有面积很大的平原，这就不能为骑兵帝国提供有利的地理条件以便其迅速实现统治。莱茵河和多瑙河是欧洲两条主要的河流,但它们不像恒河、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黄河和长江那样形成广阔而富饶的流域，为勤劳并易被征服的农民大众提供粮食。欧洲山峦与低地相互交错，山脉和大片森林把分散在流域的人口中心分隔开来，随时之也就将各个经济贸易中心分隔开来。这一切给欧洲政治带来了重大影响。首先，即使力量强、决心大的军阀也难以建立全面统治，同时外来力量，如蒙古游牧部落，窜犯大陆的可能性也大为减少。相反，欧洲复杂的地形孕育了分散的政权，并使它能够继续存在。罗马陷落后，各地的王国、边境贵族领地、低地城镇联邦星罗棋布，组成一幅大杂烩似的欧洲政治地图。”①

政治分裂的另一个原因是欧洲具有多样的民族。可以说，民族的多样性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支离破碎的地形造成的，它阻碍了大陆上人们的交往。同时，气候差异也造就了人们不同的性情。尽管同在一片土地上，不同地区的人们却没能形成共同的语言，、生活习惯和心理素质。伊比利亚半岛由于地面多山，有一个长期的种族分裂、语言分裂的传统，从而也形成了它政治分裂的传统。

此外，军事上的变化助长了欧洲政治分裂的局面。早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各国之间的战争从各个方面看都发了很大变化。在战略战术上，更强调战略和政治行动。在军事布局上，军事力量呈现出越来越集中的趋势。在技术上，筑城技术的变化最重要。长枪、火器的使用使防御比进攻显得重要，从而也使原来的薄而高的城墙的难以抵御大炮尤其是金属炮弹的缺点突显出来。针对这一缺点一些国家重修了较厚的城墙。以后，侧翼火力棱堡②也被建造用以弥补纯粹的厚墙的不足。市民们也用专门修筑的内部工事来防卫突破口，即挖掘壕沟。炮兵技术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由注重大炮兵的制造转为注重搬运的方便和准确性、炮架的改进。同时发明了炮耳。可以随身携带的火器，乃至发射武器逐渐占主要地位。铠甲由为了对付方镞弩箭而大大加固。在军队组织上，封建骑士及其士从的人数相对减少，而雇佣兵被广泛使用，他们在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地位越来越重要。军队组织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军事技术的进步。当时欧洲在城邦之间，其后在较大的王国之间形成了原始形式的“军备竞赛”的萌芽。“政治生存条件发生了剧变，因而需要使一支有效规模的军队人数增多，而且要求受过更多的训练，纪律更加严明（对有效的长矛手尤其重要），并由费用更加昂贵的火炮和步枪加以装备。持矛披甲、尚武任侠的骑士时代已经过去.代之而出现的是热那亚的大弩手,英格兰(或威尔士)的长弓手和瑞士的长矛手的时代,他们都受雇于出价最高的雇主。”③ 城邦出钱雇佣他们是因为一般雇佣军具备能迅速胜的武器和技术，战斗力很强。同时，为了索回花钱的代价，城邦也要求雇佣军队不断改进武器和技术。和上述道理一样，15世纪末法国国王有了自己控制和支付军饷的“国家”军队时，对它十分重视，不惜耗费巨资进口金属和技术人员，因为他急于看到这支力量取得决定性战果。

武器技术的突破以及当时欧洲军事力量越来越集中的趋势使欧洲由某个国家压倒其对手有了可能。但是，“很多竞争的政治实体都拥有或能够买到军事手段以维护其独立，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统治大陆方面获得突破。”④

除传统的军事竞争外,宗教改革使欧洲实现政治集权的前景更加渺茫。“文艺复兴的眩目夺人的光辉使教皇对其他理想全都视而不见,把罗马教廷领入了一个世俗的荣誉和艺术的光辉使宗教信仰黯然失色的发展过程。”⑤即使像君士坦丁堡被占领那样轰动的事件都没有使罗马教廷有效地改变那种专心致志于尘世的尊荣的情况。天主教大分裂⑥以后,欧洲各国围绕宗教问题经历了长期的纷争。主教的日益衰落,促使各国建立新的国教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由于当时早期民族主义的迹象正在出现，就使这种分裂运动益发严重”

15世纪末16世纪初，民族主义达到了高潮，最突出的是德国和法国。在德国，教会活动似乎没有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群众对宗教深厚而真挚的虔诚也依然如故。出版的书籍有一半以上是宗教著作，甚至教会建筑和宗教基金由于人们的热诚而繁荣发展起来。但是，德意志的民族天才、爱国主义的化身马克西米连“为国内有势力的阶级所制定的道路，与意大利的杰出人物所遵循的道路迥然不同。”⑦《罗马法》与德意志人的民族愿望的传统背道而弛，罗马教廷对德国的财政剥削也使德意志人对罗马产生了敌对情绪。英国的情况与德国非常相似。 人们的宗教热情形成鲜明对比，“英国的民族意识在同一时期十分清楚地表现出反对专利权的情绪，尤其是——意志人一样——在富有的和有文化的中产阶级中间。”⑧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成为了各国要求宗教改革、建立新国教的动力。但是顽固的人不计其数，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运动与新教徒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形式出现对立面，它“将欧洲南部与北部分开，将蒸蒸日上的以城市为基础的中产阶级与封建阶层分开。”⑨可一切战争，尤其是反抗异教徒侵略的最‘正义’的战争,甚至为了让自己腾出手来进行战争,主动向土耳其人求和。”⑩这样就形成了基督教国家四分五裂、欧洲大陆当时有很多个国家卷入关于教义方面的跨国斗争的局面，在欧洲大陆的王朝之间的传统对抗中增加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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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武器不断发展确保了欧洲政治的多元化，另一个更为重大的影响即是使欧洲最终夺得了制海权。中世纪末期，欧洲西北部、伊斯兰世界和中国在造船和海军力量方面情况不相上下，在制图学、天文学以及指南针、观象仪和象限仪等仪表的运用方面也没有什么差别。但后来欧洲的海军力量明显的比这些地区强大，其主要原因在于欧洲有持续组织航海事业的意图，并为此进行了大量技术改革和海外探险。“葡萄牙人系统地收集地理数据，热那亚人商界一再乐于对大西洋航海探险提供资金，以期最终有补偿在黑海贸易中的损失，再往北，纽芬兰鳕鱼渔场改进捕鱼方法，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有持续海外发展的意图，而其他社会当时没有这方面的迹象。”11这是欧洲取得制海权的首要条件。

勿庸置疑，航海事业的发展与政治、经济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就交通、运输和供应来说，船只是军队的必要补充，交战各国的命运都受到它们所能得到的船只数目的影响。就贸易来说，船只数目和船上的装备极大程度上决定了商品运输的顺畅与否。最初，战船和商船的差别甚小，两者都可以用于作战。当时皇家的船只极少，各国也只是雇用本国或外国的商船，而没有为创立皇家海军作过多少努力，对航运事业的支持也只限于根据商船的吨位给予补助。后来，随着船只数量增多，英国新建了一些船坞，行政管理也集中统一，不像以前那样杂乱无章。对船舶武器装备的改革已势在必行。从15世纪初起，船上就安装了大炮，而且如同在陆上一样，此时正是海战努力仿效地面作战的时期。16世纪初的发展趋势是缩小炮体，以便于搬运，并能较迅速地发射；同时实现口径标准化，以供应弹药。到16世纪中叶，侧船火力占了支配地位。欧洲人所创的坚固的、全天候圆脊三桅大帆船使地中海、波罗的海和黑海内河航行的细长划浆平底帆船以及阿拉伯独桅三角帆船，乃至中国平底帆船都黯然失色。它可在任何情况下发射较大的舷炮而保持稳定，尽管有时也出现事故；但是这类武器安装在船中间而不是炮台上就使炮床安全得多，使轻快帆船和大帆船的潜力变得很大。

武装远航商船使西方的海军大国最终取得了控制海洋商路和所有易受海军攻击的社会的有利地位，它意味着欧洲的世界地位大大提高了一步。



（三）

技术创新使欧洲在军事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经济发展使欧洲在商业上一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和世界其它地区相比，欧洲具有发展经济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地理因素在这方面又起了重要作用。欧洲各地的气候不同，东西之间、南北之间差别很大，因而各地产品也不同，这为商品交换提供了天然的有利条件。各个地区生产的商品一般通过河流或相邻的两个定居地之间开辟的林中道路进行运输，这些商品主要是大宗产品，如木材、粮食、洒、羊毛、青鱼等，是为了满足15世纪欧洲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而不像东方商队一样，运输奢侈品。此外，因为水上运输商品要节省得多，而且欧洲有很多可以通航的河流。到中世纪末期，波罗的海、北海、地中海和黑海之间的海上贸易十分兴旺。虽然这类贸易会因战争而部分中断，并受欠收和天灾等地区性灾害的影响，但总的说来，贸易继续扩大，使欧洲进一步繁荣，物品更加丰富，结果形成了新的财富中心，如汉萨同盟或意大利诸城市。“定期的长途商品交换，反过来促进了国际范围内汇票、信贷制度和银行业的发展。商业信贷和后来的保险单的存在本身表明了经济状况的基本可预测性，这是以前世界任何地区的私商难能具备的条件。”12的提高及船上装备的改进也为商品运输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

商业、商人、港口和市场分散地，尤其是不受监督地自由发展所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后果，具有重大意义。首先是，没有办法完全压制经济发展。这并不是说市场力量的兴起没有使掌权者不安。封建贵族怀疑城镇是异己的中心和农奴的庇护所，经常试图剥夺其特权。商人也和别的地方一样不时遭劫掠，商品被盗，财产充公。罗马教皇对高利贷的表态，在很多方面可以从中国儒教对渔利的中间人和放债人的厌恶声中找到共鸣。但基本事实是，欧洲没有一个可以有效地阻止种种商业发展的统一政权；没有一个中央政府能通过改变发展重点促使某一特定工业兴起或衰落；没有曾严重阻止莫卧儿帝国经济发展的税收人员对商人和企业家进行系统的、普遍的掠夺。

实际上，即使有人在掠夺和驱逐商人，欧洲总还有些诸侯和地方王公愿意容忍商人及其做法。“一位男爵对过往商旅征税过重，就会发现商路改到别处去，他的收入化为乌有。一个君主若要赖债，再次受到战争威胁并急需资金装备部队和舰队时，要借款就极其困难了。”13工匠都是重要的，而不是无足轻重的社会成员。欧洲大多数政权与市场经济逐步地、不同程度地建立了一种共生关系，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国内秩序和非任意独断的法律制度（甚至外国人也不例外），并能过税收获得日益增长的贸易利润的一部分。

贸易扩大是经济的必然结果。欧洲生产技术逐渐领先于世界其它地区，原来范围内的贸易已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自然而然地扩大起来。造船技术和武器技术的提高也促使欧洲各国逐渐走上了海外殖民的道路。欧洲称雄于世界的时代也随之到来。



（四）

经济发展和军事进步使欧洲具备了称雄世界的充分条件。但是，不能因为它具备了这些条件就断言它一定会称霸世界，当世界其它地区也具有这些条件时，情况可能就会有很大的变化了。然而事实是其它比较强盛的地区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公元1500年前后的世界“权力中心”有明代中国、奥斯曼帝国及其在印度的穆斯林支脉莫卧儿帝国、莫斯科大公国、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以及中西欧诸国。这些国家除中西欧诸国外，大多数深受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之害。它们或是思想过于保守，或是受宗教限制，或是社会生活习惯极其落后，或是经济基础太差，这些因素严重阻碍了这些国家的发展。

中国历来处在强大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之下，官僚体系相当完善，社会具有一种内聚力。虽然这种状况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发展中保证了中国社会的稳定，但当封建制度走向衰落时，却使中国丧失了相对分裂政治对经济、军事发展的促进作用。除此之外，中国倒退的一个重要原因完全是儒家官吏的保守思想作祟，这种保守思想到了明代中因蒙古人过去强加给他们的变化的憎恨而愈益严重。在这种“复旧”的气氛中，整个上层官吏关心的是维持和恢复旧秩序，而不是在向海外扩张和进行海外贸易的基础上创造更加灿烂的未来。根据儒家思想，战争是可悲的事，只是由于担心遭受野蛮攻击和发动内部叛乱才需要武装部队。这种保守思想使中国失去了改进武器的动力。同时，朝廷官吏对商人也抱猜疑，为了自身统治的稳固，对商人的活动横加干涉，他们特别把对外贸易看得过于可疑。17世纪是海洋的世纪，而中国却在儒家保守思想影响下闭关自守，再加上经费的问题，中国的航海事业和对外贸易几乎停滞。

对近代初期欧洲最大的挑战是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当时正处于战略扩张时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然而，与明代中国相似，奥斯曼土耳其日益深受其整个制度之害，如中央集权、专制，对进取精神、不同政见和商业采取严厉的正统观念态度等等。他们在取得巨大胜利时犹豫不前，转向国内，失去了称霸世界的机会。事实上，奥斯曼帝国在战略上的过分扩张需要耗费大量人力和金钱来保持漫长的边界，而奥斯曼帝国与后来的西班牙、荷兰和英国帝国主义不同，经济收益不大，要进一步扩张已经很难，转向国内已成为必然。

莫卧儿帝国的保守主义与明代中国和奥斯曼帝国的保守主义情况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帝国版图扩至极点，但帝国的核心部分是脆弱的；印度生活中同时存在许多固有的、阻碍进步的因素；印度教禁忌极其严格，不利于现代化。这些因素严重阻碍了它前进的步伐。

德川幕府统治时期的日本，在很多方面具有19世纪西方兴起的“新君主制”的特点。但主要区别在于幕府放弃海外扩张，这实际上是放弃与外部世界的一切实质联系。这种与世隔绝的政策，也许并未妨碍日本国内的经济活动，但对加强日本的相对国力确实有害。此外，日本从不允许银行家象意大利、尼德兰和英国的银行家那样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崭露头角。显然，日本人不可能学到和采用其他国家新的技术和工业成就。

俄国则深受东正教的影响。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仿效西方，但仍然技术落后，经济不发达。除部分归因于山地气候悬殊、相距太遥远、交通不便外，还存在一些严重的社会弊端。

总而言之，欧洲的崛起是政治、经济、科技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其强盛的根源来看，欧洲在一段时期内主宰全球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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